《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著名军事理论著作，集中论述了指导战争的基本规律，在中外都有很大影响力。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伟大统帅，他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遵义会议上面对凯丰等人的指责，他承认自己当时还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到达陕北后，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个半月时间里他数次写信致电在西安的同志，指名要求购买该书，充分反映出伟人求知若渴、谦虚好学的本色。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言系统批评了“左”倾错误，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赞同，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有不同意见。他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凯丰对毛泽东说，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去打的。毛泽东反问凯丰，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是什么？凯丰没有看过《孙子兵法》，他答不上来。毛泽东就说，你也没有看过，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一席话说得凯丰哑口无言。

实际上，毛泽东从来不是靠书本打仗的教条主义者。他晚年回忆遵义会议上这个小插曲时说，打仗的时候形势紧张，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统统都忘记了。但熟悉中国历史和古文的毛泽东却早就知道了《孙子兵法》。在他1913年考入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就曾在学习笔记中记载有国文老师袁仲谦讲授魏源撰写的《孙子集注序》的相关内容：“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然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然而由于革命工作的繁忙，直到长征到达陕北前，毛泽东还没有系统完整地阅读过《孙子兵法》原著。到达陕北后，出于研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紧迫需要，加上遵义会议上凯丰的一番话，使得毛泽东下决心找来《孙子兵法》细细研读一番。

在当时，红军大力开展统战工作，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缓和起来，我党我军有很多人往来于西安和陕北，可以比较便利地买到军事书籍。1936年9月7日，毛泽东写信给在西安进行统战工作的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附来。那个时候，红军的经费是很困难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曾多次致电在外工作人员，“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但却明确要刘鼎他们购买军事书籍，体现出毛泽东对于理论学习和思想武装的高度重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刘鼎选买了一部分书送回陕北。但毛泽东看到买回的书后并不满意。他于9月26日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的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兵法》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指明要买《孙子兵法》。

毛泽东看了刘鼎买回的第二批书后仍然不满意，他于10月22日写信给叶剑英、刘鼎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毛泽东特别指出，要他们买一部《孙子兵法》来。在当时，研究战略、战役的军事图书非常少，全国最大的专业军事出版社——南京军用图书社发行的近900种军事图书中，涉及战略、战役的仅占7种，因此刘鼎多买了一些战术类图书回来并不为怪。而毛泽东极其重视战略问题研究，他曾说：搞军事工作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我只研究战略、战役。《孙子兵法》中有着大量的关于宏观战争指导的内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浓厚兴趣。

当时正值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每天有大量的事情需要毛泽东处理，而他却在日理万机中，于短短一个半月里三次写信致电要书，两次明确提出要购买《孙子兵法》，充分反映出人民军队伟大统帅对知识的殷殷渴望和对军事指挥的高度责任感。

买回的《孙子兵法》很快到了陕北，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拿来学习。此后不久，在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第一次直接引用了《孙子兵法》中“谋攻”“军争”等篇中的内容，《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因敌而制胜”“避实而击虚”“我专而敌分”等精髓要义也被毛泽东灵活运用到战争指导实践中，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